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赴海南空管分局开展气象业务调研

中国传统哲学有类似于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内容，如名家和后期墨家的有关讨论以名辩为中心，讲究名词和概念的清晰、命题和推理的严谨，这也是清末民初一些思想家对名家和墨家感兴趣的重要原因。

在章学诚那里，历史就是道体，而历史哲学需要处理的就是时间和永恒的问题。丁耘老师在讨论中基本上将这一点排除了，并没有做出回应和关注。

我先解释一下，设置这场圆桌会议的主题的目的，是希望各位从之前讨论中没有呈现的角度来与丁耘老师进行讨论。所以，近二十年对新儒家的研究和追随新儒家路径的学者逐渐变少，我觉得丁老师这本书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是接续了熊、牟一系哲学的努力。第三个评价是，本书对于我们中国哲学研究在客观上提出了巨大的挑战。第二个评价是，从西学的角度来看，丁耘老师这本书是西学中国化的重大进展，或者说是西学中国化的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关于丁耘老师这本书，我想说的可以简单地总结为三句话，既是表扬也隐含着批评。

这种方式的哲学，被雷思温和孟琢称为质料性哲学。以上是我对丁耘老师大著的一些感想，不当之处，请丁耘老师批评。其次，对文明要去先天化，要允许生命认同与理智解悟的适当分离，要允许理智探索的后天证明。

首先，文明不是一种现成的、对象化的、唾手可得的东西，它既像斯宾诺莎的实体那样超然（我们所得只是样态），又像黑格尔的精神那样恒转恒变，不断不常。其他几个方面多少都同新中国的形而上学有关。我赞成他的观点，道体与体道不可割裂。即使有朋友更注重宗教，宗教就其诉诸普遍性（如天等等）而言，与哲学完全是同盟。

名相不是想排遣就能排遣的，关于义理的思辨虽然始于名相，但仍有助于排遣名相。所谓争辩格局的再现，如同雷思温说的，当前的思想形势，类似于北宋或者晚期中世纪的欧洲，说得更具体些，儒佛之争、佛家内部的宗派之争的格局，逐渐再现了，但处于一个新的形势之下——这就是现代世界，以及西方哲学与科学传统的强势地位。

这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真正力量。而在一定的理论表述中，也可以权设一个原初坐标系，一切坐标系中的事件依换算关系可在此唯一的坐标系中被描述。总之，此刻问题格局虽与宋明大同，但时机也不无差异。从完整的经验中清理出被给予者及其给予自身的方式，这不可避免地与现代世界、新中国有关，也不可避免地与天道、心性等问题相关。

光景境界当然不是本体，但亦不在本体起用之外。由阳明学而唯识法相之学，非始自晚清，而是始自晚明。而工夫本身可归属于广义的学。本人凡夫，未证无生法忍，不敢妄言。

我想补充的是，旧中国并非真实存在于新中国一旁的对立物，而只是新中国诸多自我想象中的一种，是一种体现了真实本质的幻相，是新中国自身矛盾的体现。不先用义理、概念引导，劈头讲工夫，似乎并不应机。

这也就是不可体之道与可体之道。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

陈立胜对无生的质疑，唐文明对哲学本身（不止是哲学体系）的质疑和对宗教的认可，都出自他们各自强硬的文明立场。唯识非但是中国现代佛教史的逻辑起点，也是当代哲学本身的起点。我非常赞叹李猛的这个概括。正依此无生，才有生生的一切法。第五，也就是最后，朱刚提出的坐标系问题，也可依上述思路解决。中国消化佛学与马列主义，都是边缘突破。

新中国是一个映现了世界历史与中国历史多重伟大传统的存在物，所以一定会有复杂的自我矛盾。我以前说过，当前中国的哲学界是最有世界性的，诸多学派已在此集解完毕，只待厮杀，也是此意。

在现时代，立场不是被先天设定的，而是自我呈现、自我证实的。道体学就试图给出这样一个其中包含绝对者的相对坐标系，试图给出一个尺度，换算不同哲学基本概念、学说，乃至文明体之间的关系。

中国革命的关键词之一是觉悟，方法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当前的文明问题应该就是几十年来古今中西问题的变形，或也可算一种回应。

新中国的形而上学如果真能建立，它就会是世界精神的结算单位，是法律和法庭，而非仅是哪怕成功的自我辩护者——这肯定是世界向当代中国哲学提出的要求，无论道体学本身能走多远。这也有点象本币与外币之间的关系。只说《道体学引论》的工作，确如李云飞所说，主要是诠释学的——但也自觉保留了现象学的后续工作。当然，近世儒家的传统与资源也是庞杂的，在我看来，对各种一神教感应较强的当代儒家，或者终究无法消化中国革命的儒家，也许对佛家资源最为排斥

当代中国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战略博弈背后更是文明冲突。

当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把时间意义上的当代现代古代叠加在一起，让不同的时间概念及其所附带的价值彼此交织而产生一个深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这一系列奋斗目标中有代表性的内容。

从哲学书写的角度来看，冯契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为近代以来哲学革命之总结的思路，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哲学研究不能脱离哲学史，但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不脱离哲学史的同时又对既有的哲学问题有所推进，端赖于其能否把握住黑格尔所说的这个现在所是的东西，把握住这个现在的时代，对其产生强烈的自觉意识。

常见的思维方式是立足于各自的所学所思所信，将同时代加以对象化，从而思考总是对象化的思考。这不是在当代的哲学，而是当代的哲学。我认为这第二个方向是对哲学研究提出的更高要求。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中，哪怕是具有现实感或者说关心当代现实的思考者，也和自己的同时代处于分离的关系之中。

秉承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且国力持续上升的中国将在这种战略博弈中承受更大的压力。当代性不是客观既定的，也并无统一的答案，而是指代一种自觉的同时代意识。

中国当前的整体状况，以及其所表征的一种时代性的临界状态，正需要一种新的形而上学来予以解释。这其中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对传统文明的论述如何摆脱自说自话的问题，使对传统文明的解释可以和思考应对当代社会变迁尤其是资本主义问题关联起来，而不是落入自我封闭的窠臼。

当代哲学所必备的这种自觉的同时代意识、自觉的及物意识，又因为中国之当代本身正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形态而得到强化。当代性的提出，意味着充分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同时代，意识到自己同时代的特质，并把这种自觉意识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之中。